鲁迅关注赌博问题

赌博是一种社会病。鲁迅对这种社会病颇为关注。


他曾提出过应该研究赌博史。他在给曹聚仁的一封信里说,中国历史应该重编一部,比如需要着手的有社会史、艺术史、赌博史、娼妓史、文祸史等等。赌博史为其中之一。



国民党曾发行彩票,鲁迅认为“近似赌博”,在《中国的奇想》一文里,他批评说:“固然世界上也有靠聚赌抽头来维持的摩纳科王国,但就常理说,则赌博大概是小则败家,大则亡国。”把赌博的危害说得很明白。又讥刺道:“狂赌救国,纵欲成仙,袖手杀敌,造谣买田,倘有人要编续《龙文鞭影》的,我以为不妨添上这四句。”认为拿“救国”当幌子的赌博,实际是误国。



在《观斗》一文里,他写道:“最普通的是斗鸡,斗蟋蟀,南方有斗黄头鸟,斗画眉鸟,北方有斗鹌鹑,一群闲人们围着呆看,还因此赌输赢。”鲁迅观察细微,观察到斗禽鸟时也夹杂着赌博。



鲁迅注意过赌徒的心理。他在《读书杂谈》一文里说,真正的赌徒“目的并不在赢钱,而在有趣……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,永远变化无穷”,而那些意在赢钱的赌徒,“算是下品”(《而已集》,《鲁迅全集》,第3卷)。看来鲁迅对赌徒的心理是揣摩透了的。原来,赌博的最高层次是为了满足“赌趣”。



鲁迅认为文学作品写到赌博时,应该写写赌徒的心理。作家章廷谦写过一篇短篇小说《赌徒日记》,鲁迅知道了,写信给章说:“赌徒心理的变幻,应该写写的,你‘颇有经验’……”(《书信·致章廷谦》)他认为赌徒的心理值得在作家笔下得到反映。



在《阿Q正传》里,阿Q被描写为一个赌徒。鲁迅这样写阿Q:“假使有钱,他便去押牌宝,一堆人蹲在地面上,阿Q即汗流满面的夹在这中间,声音他最响:‘青龙四百!’‘咳~~开~~啦!’桩家揭开盒子盖,也是汗流满面的唱。……阿Q的钱便在这样的歌吟之下,渐渐的输入别个汗流满面的人物的腰间。”阿Q不是个单纯老实的农民,而是个有游民气,一身毛病的农民。写阿Q赌博,很有助于塑造他的游民气。



为了创作的需要,鲁迅还研究过一点赌博的方法。他在回答苏联人王希礼为翻译《阿Q正传》提出的有关赌博的问题时,专门画过一张详细的赌博方法的图示,并按图说明了“天门”的位置及具体的赌法。又向《阿Q正传》的日文译者山上正义解释了押牌宝中的“角”和“穿堂”:“把赌注压在角和穿堂的人,则与两侧的胜负相同,如两侧为一胜一负,则角和穿堂无胜负。”(《〈阿Q正传〉日译本注释手稿》)还给山上正义画了一张押牌宝的解说图。



对于庄家在赌场上设局骗钱和打人抢钱的勾当,鲁迅也关注过,并知晓其底细。他在《四论“文人相轻”》一文里写道:“如果在冷路上走走,有时会遇见几个人蹲在地上赌钱,庄家只是输,押的只是赢,然而他们其实是庄家的一伙,就是所谓‘屏风’——也就是他们自己之所谓‘朋友’——目的是在引得蠢才眼热,也来出手,然后掏空他的腰包。”庄家,多是些地痞流氓,绍兴人谓之“空手人”“拆白党”。所谓“屏风”就是赌托儿,也是骗子之一。鲁迅对他们的骗术非常明白,就是先让你赢,吸引你,然后再把你的钱掏光,也就是“将欲取之,必先与之”的鬼点子。



对于庄家打人抢钱,鲁迅在为《阿Q正传》日译本注释时写道:“这是赌场的庄家常干的勾当。假如村民赢了,他们的一伙就来找碴斗殴,或者冒充官员抓赌,打人抢钱。”(《〈阿Q正传〉日译本注释手稿》)因为庄家多是地痞流氓,凶横得很,所以惯用斗殴打人这类流氓手段对付赢了钱的村民,这已经不是骗,而是明抢了。



为何鲁迅关注赌博问题?大致有三点原因:



一是为了解社会病状。娼赌毒是旧中国黑暗社会的一角,是败坏社会风气的病态行为,是历史久远的、与黑暗的社会制度紧密相连的社会病状。鲁迅一生研究中国社会,研究中国人的各种病态,所以他那富于观察力的眼睛,自然不会放过赌博这种社会病,包括它的历史和现状。把阿Q写成赌徒,就是鲁迅观察社会,观察人物行为的结果。



二是鲁迅关注赌博,可能与他自己的经历有些关系。鲁迅的一个近支族人岐叔就是因为自暴自弃沉溺于赌博中而早亡的,鲁迅为此深为叹息。鲁迅自己还直接受过赌徒的扰害,他在北京寓居绍兴会馆时,邻居经常夜赌吵闹,吵得他无法入睡。鲁迅深知,赌博是一种能毁人败家祸国的东西,对中国社会的腐蚀极深,必须要消灭这种社会病。



三是创作的需要。写人物赌博,自然要了解赌博的方法和风习,还要了解赌徒的心理,这样才能写得像,写得生动。《阿Q正传》里的赌博情节就写得非常生动、真切。



(作者为北京日报原编委、理论部主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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